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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大林是高加索人?为什么还仇视高加索人?

归档日期:07-26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迪考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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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展开全部格鲁吉亚籍负责人之间总是内斗不止,斯大林不得不时常为他们平息风波,这给总书记的生活平添了不少烦恼。但在那个岁月,总书记根本没有别的出路摆脱这种尴尬,因为在与党内政敌的较量中,中央委员的任何声音都贵如黄金。作为一名真正的高加索人,斯大林需要笼络他们,向那些地区提供援助,就是为了赢得他们的投票。他对梯弗里斯是这样做的,而且对基辅和哈尔科夫的公共事业也投了钱。虽然同样得到了好处,但只有永不知足的格鲁吉亚人认为,斯大林要想得到无条件的支持,就应在第一时间对他们有求必应,包括被瞄上的领导岗位。

  在苏联的领导层中,格鲁吉亚干部调动之频繁可谓达到惊人的地步。通常而言,一位格鲁吉亚同志被推举到一个领导岗位后,如果他无法胜任工作,他就会一次又一次地辗转腾挪。例如,由于斯大林的关照,格鲁吉亚革命元老安德烈·列扎夫顺利进入了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领导层。但由于不懂业务、瞎指挥,遭到专家们的集体指责,被迫离职。他被调去搞国内商业,但就在他的眼皮底下,一些官员与私营老板和商人勾结在一起,形成一个庞大的国有物资盗窃网络。案件被曝光后,他又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,但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不久,他又被解除了这个职务。他到“渔业联社”托拉斯后,结局也一样令人痛心。最后,列扎夫被安排了一个清闲的职务,在农业人民委员会亚热带作物总局局长的位子上安顿了下来。

  对于调动来自格鲁吉亚职务不太高的官员,通常是用不着领袖亲自出面的,好就好在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有足够多的同乡高官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段,奥尔忠尼启则担任着工农检查人民委员,对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干部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力。而苏维埃政权的干部人事任命,则掌握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叶努基泽手中。正因为如此,在1933年4月之前,格鲁吉亚籍经济管理干部卡卡巴泽的升迁才游离于领袖的视线之外。不过还好,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早就盯上了他,并对他有如下描述:

  卡卡巴泽,五十岁,格鲁吉亚人。生长在商人家庭。十月革命之前,他在科尼城做生意。1917年,在十月革命后加入,在合作社担任一系列重要职务。在1925年、1927年和1929年,他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合作社大会。然后,卡卡巴泽当上了农业银行主席。最近以来,他成为格鲁吉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。1931年,卡卡巴泽以“矿产出口”全苏联合体主席的身份前往德国,并在那里的“锰矿出口”公司挂了个经理。1932年,他以签亏本合同为罪名,告了“锰矿出口”公司总经理罗佐夫和“矿产出口”董事会主席萨尔塔诺夫一状。中央监察委员会着手调查后,将罗佐夫调离了柏林,并让卡卡巴泽去柏林接替了他的职务。

  尽管战胜了对手,但卡卡巴泽在柏林也没有呆太久。1933年夏天,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干部科长明金提出,让卡卡巴泽回国例行休假。卡卡巴泽对这一建议十分不满,随即发布了一系列反苏的反革命言论。柏林商务代表处党组织立即编写了材料,并将其递交到中央监察委员会。1933年9月23日,卡卡巴泽又大胆放言,说他再也不回苏联,并且他还掌握了商务代表处搞欺诈的黑材料。从种种情况判断,卡卡巴泽不仅抱怨让他返回苏联,而且还与一名德国女下属乱搞。

  而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看法,这个女人与1933年上台的纳粹关系密切:“1933年夏,卡卡巴泽宣称不再回国,并抛弃了在锰矿出口公司的工作,并且是不辞而别。到目前为止,卡卡巴泽什么事也没做,而是坐吃从前积蓄的老本。在逃亡柏林期间,卡卡巴泽与锰矿出口公司前德籍职员亲纳粹的埃尔萨·迪考仍藕断丝连,并与格鲁吉亚籍学生、孟什维克分子托德里来·罗曼过从甚密。1933年10月24日,卡卡巴泽对柏林商务代表处提起法律诉讼,要其赔偿五千马克。在庭审过程中,卡卡巴泽借机发表政治言论,称自己不是苏联公民,而是受苏联奴役的‘自由国家格鲁吉亚’的公民。法院驳回了他的请求。他非常熟悉苏联的锰矿产业,对苏联外贸和进口也很在行。”

  然而,卡卡巴泽没有将商业知识加以利用,而手头的积蓄又所剩无几,于是,在1934年春天,为了尽快赚到钱,他决定将所知道的斯大林及身边人的情况和盘托出,通通告诉西方媒体。究竟这位叛逃者把秘密告诉了哪些人,政治保卫总局还没有查清。但在1934年4月7日,塔斯社驻伦敦记者搞到了一篇正在编写的稿子,并抢在英国《星期日快报》登发前一天,将文章内容电告了莫斯科。

  塔斯社记者在紧急通报中说:“文章主要描写斯大林的生活,说他对待下属如何粗暴,并说他在莫斯科郊区的祖巴洛夫卡有座一万二千五百公顷的庄园,在列宁曾经养病的格鲁吉亚红色戈尔基也有座庄园。卡卡巴泽现在给自己自封了新的职务,即所谓开赴彼得格勒对付奇登尼其的布尔什维克部队首长、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一把手。”

  《星期日快报》的这篇文章登载一天之后,苏联驻伦敦外交全权代表处给斯大林发回一封电报:“第一篇题为《斯大林雷帝》的文章中,充满了对斯大林最恶毒的中伤和人身攻击,其捏造和卑鄙程度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叛逃者。在昨天,文章原件已由塔斯社用航空邮件寄回。”

  不用说,这家报纸试图以公布轰动性的材料制造出尽可能大的影响。他们在文章中写进了大量细节,尽管尽皆纯属臆造,但对读者却足以产生强烈的冲击。例如,文章信口开河地说,斯大林就住在伊凡雷帝过去的寝宫内。关于列宁住过格鲁吉亚的庄园,这一说法也不符合事实。送列宁去格鲁吉亚海岸休养的打算确实有过,但其实并没有实施。这可能是斯大林同身边人谈及过此事,最后通过熟人传到了卡卡巴泽的耳朵里。

  另外,文章中还有几处引起轰动的诽谤性描写:“在他的汽车前面,有两辆大汽车开道,而后面还跟着两辆。它们每一辆用的都不是普通车灯,而是探照灯。斯大林的汽车则完全隐没在黑暗中……在莫斯科城外,他有一座三十万英亩的庄园,名叫祖巴洛夫卡庄园,距克里姆林宫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。在得到这个庄园后,他夺走了所有农民的财物,并将他们送进城里做工。”

  文中有些细节说得有鼻子有眼,似乎使人不由得不信。例如,文章描写了斯大林热闹的宴会上的情景:“那一个个快活的夜晚,都与少妇们一同度过。起初他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,近两三年才变得老成持重起来。这些事儿只有叶努基泽一个人总是到场,他的职务使他很清楚,应该对斯大林提供多少服务,多少领袖的敌人应该送交劳改营管理总局。斯大林活得就像沙皇,一年要挥霍三十万英镑。”文章有一处最令人不快的地方,这大概就是对斯大林外貌特征的描述,说他“长着一对小猴眼”。

  在《星期日快报》的那篇文章出笼后,苏联外交官和宣传干部开始寻找应对办法,以对叛逃分子及其主子给予坚决回击。驻伦敦外交全权代表处提出了两种预选方案,并在4月9日的电报中电告莫斯科说:“能否通报有关卡卡巴泽的资料,以驳斥其关于曾与我党领导交情至厚的说法。对于这些情况,我们将尽力转给新闻媒体。”次日,全权代表处又提议,能否走官方途径:“关于这个事情,对英国外交部采取外交措施是否合适,请你们考虑。如果答复是肯定的,那么请明示采取何种措施,由谁来办理。”

  究竟对这一事件作何反应,莫斯科内部也发生了分歧。外交人民委员利特维诺夫提议,由塔斯社发表正式声明,但该通讯社的负责人多列茨基则不想沾上这种事,他含糊地表态说:“利特维诺夫同志建议塔斯社在国外进行驳斥,指出卡卡巴泽只是一介商业小雇员,一个叛逃者,并揭穿他列宁格勒党委成员、格鲁吉亚中央执委成员的假外衣,从而证明他的文章是在诽谤中伤。我感觉似乎不妥。如果在《真理报》和《消息报》发表短评,将对诋毁苏联的《星期日快报》产生更猛烈更有效地抨击。如果由塔斯社正式批驳,反而会引起人们对反苏文章更多的关注。”

  经反复研究,大家一致认为,这种事提得越少就忘得越快,所以斯大林最终决定低调处理。但在这起事件过后,领袖便把账算在了格鲁吉亚同乡身上。4月13日,斯大林一拿到卡卡巴泽文章的翻译稿之后,对格鲁吉亚各类办事机构大批人员的逮捕就在莫斯科拉开了序幕。这些机构中有格鲁吉亚政府的,也有农庄和企业的,他们这些人此前在首都生活得可谓有滋有味。

  到了第二天,斯大林向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书记贝利亚发去一封密电:“除在莫斯科各宾馆逮捕的格鲁吉亚酒鬼和胡作非为之徒外,在列宁格勒也抓捕了一批胡作非为之徒。所谓格鲁吉亚经营机构的代表如此放荡不羁,是外高加索的莫大耻辱。若不想让外高加索单位被状告到联共(布)中央,我们责成你立即采取措施,杜绝那些不成体统的事情。已实施措施请上报。”

  过了一些时候,斯大林又下达命令,对格鲁吉亚办事机构的经济活动进行审核,以查实混乱的财务帐目和肆意挥霍的情况。1934年7月,一起格鲁吉亚胡作非为之徒挥霍案被提交法庭,但审讯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的,没有惊动苏联各大中央媒体。就这样平静地过了几个月,叶努基泽被悄悄地解除了职务。他的罪名是选拔干部失察,使渗入其中,尤其是在他所掌管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。

  政治局在决议中说:“关于该机构混乱不堪的程度,有一点是个很好的证明:联共(布)中央曾专门组成一个委员会,对书记处工作人员进行审查,结果一百零七人中只有九人够资格留在克里姆林宫工作,其余的人要么被解职,要么被调出克里姆林宫。应当说,克里姆林宫恐怖小组的许多参与者,尤其是女性成员,都直接利用了叶努基泽同志的支持和有力袒护。这些女工作人员中,许多人都是由叶努基泽同志亲自安排的工作,他还与她们中的一些人姘居。不言而喻,叶努基泽同志对有人蓄谋刺杀斯大林同志一无所知。由于失去政治警惕性,对故交表现出人不应有的热心,他结果被阶级敌人利用。叶努基泽同志将为此承担全部政治责任,因为他在选拔工作人员时,仅凭与事业利益无关的想象,从而使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渗透到克里姆林宫。”

  1935年3月,叶努基泽被调任外高加索联邦中央执委。而到了6月,他在联共(布)中央全会上就被解除了中央委员职务,并同时被开除出党。就在这一年,从莫斯科流向格鲁吉亚的“金钱雨”就干涸了。现在,如果再想分得资金,就需要贝利亚一遍又一遍地去催。而在整党以后,格鲁吉亚籍党员的人数明显减少。

  从此,在梯弗里斯再也没人称斯大林为“索索大帝”了,背地里人们对人民领袖多有抱怨。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,斯大林对格鲁吉亚进行了惩罚,对其知识分子和元老的打击在苏联是最严厉的。尽管如此,斯大林对同乡的仇视并没有缓解,他时刻都在警惕格鲁吉亚同乡钻进苏联中央机关。

  在贝利亚的周旋下,格鲁吉亚仍然获得了人均比苏联许多地区都高的国家援助,但这并不说明斯大林对同乡的态度有所改变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斯大林终于意识到,贝利亚手中掌握了太多的权力,已有对他取而代之的苗头,便毫不犹豫地对某一案件借题发挥,在格鲁吉亚对贝利亚党羽展开了新一轮围剿,直到斯大林去世才结束。

  这源于民族情结的扭曲和变态。举个例子,海因里希·希姆莱是希特勒手下党卫军的首领,是纳粹党中屠杀犹太人最疯狂的人,但他自己就是一个犹太人。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讨主子的欢心。而斯大林这样做是要讨苏联人民的拥戴。当时苏联和高加索的态度十分紧张,苏联妄图控制高加索地区以获取那里的石油资源,而高加索人自然会反抗。斯大林在做出一种姿态,就像一楼说的,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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